大神附体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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爱国有多了不起

 “你爱国吗？”，——在杂谈，某些人见面打招呼时不问“吃了么”，而总是换成这样一种义正词严的责问。而且，每个被问到的人都得对此小心翼翼的做答。比起“吃了么”的传统打招呼方式，“你爱国吗”的好处是：即便在厕所门口撞见，也可以这样问候别人，而不致尴尬。只是对那些被问到的人来说，内急之时猛然被人这样一问，难免引起肛门括约肌痉挛，进而导致便秘。夫出恭者，人生一大快事也；出恭不通者，人生一大痛事也。爱国之患，甚于大便干燥。

把“爱国”二字挂在嘴上，或许并不因为这件事的重要性。学会写自己的名字也很重要，搞清楚1+1=2也很重要，但重要并不意味着复杂，因而也就未必值得夸耀。既然人人都会写自己的名字，人人都知道1+1=2，那就没必要把这点常识挂在嘴上。炫耀自己知道1+1=2，并反过来追问别人会不会，这样的问答即便是蒙童恐怕也不屑为之。唯一的可能性就是：这是范伟遇到范伟，展开了一场病人与病人之间的交流。

在我看来，既然生在这个国家，说的是这个国家的语言，写的是这个国家的文字，接受的是这个国家的文化，那么对这个国家怀有感情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，既不用想，也不用问。让我对别人大声说“我爱国！”，我会觉得很没面子，正如我两岁以后就对那些考我1+1=？的大人怀恨在心觉得人格智商被同时侮辱一样。同样，我也不会没事问别人爱不爱国，因为这样的交流只应发生在范伟和范伟之间，而不是智力正常者的交流方式。

世事滑稽，到了小学一年级，我们还是得把十以内的加减法装模作样的学一遍。搞清楚1+1=2，又一次成为衡量“好坏”的依据。我靠，这当好孩子也太容易了吧？

还别说，真有矬到连小学一年级功课都对付不了的家伙。当时我前面坐的一个傻孩儿，每次作业都是满纸红叉。唯独有一次，不知哪位神仙附体，她居然整整一页作业全对！老师可能都被感动了，给了她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大号对勾，从本子的左下角一直飞到右上角。这下可把那傻孩儿乐坏了，掏出彩笔，把那个对勾又涂又描，画得花里胡哨。从此以后，每当别人作业又得了甲，或考试拿了满分，她就鬼鬼祟祟的亮出那本作业，满脸诡笑，言下之意：“神气什么？你有我这么大的对勾么？”

偶尔搞清楚一次1+1=2，就可以四处炫耀，全不顾作业本其他地方全是红叉，好像有了一个对勾就能说明自己不是弱智了。这是智力低下者仅剩的精神寄托，穷途末路时的救命稻草。我满以为那傻孩儿会抱着大对勾过一辈子，没想到她长大后出息了，不但学会了上网，还学会了质问别人：“你爱国吗？你有我这么爱国吗？”




爱国为什么了不起

爱国，就算比1+1=2复杂，也复杂不了多少。之所以这个问题能够成为智力低下者的靠山，主要是因为爱国二字被赋予了不可动摇的道德优越性。不知道1+1=2，还仅仅是傻；而不爱国，那可不得了，简直就是天诛地灭罪该万死，连作为人的资格都要被怀疑。相反的，只要一个人时时处处彪炳爱国，那么他就在自己的想象中瞬间成为正义的化身。攻击我，也就是攻击爱国者，也就是攻击国家，也就是汉奸、走狗、卖国贼。

如此一击致命的必杀技，当然是适用范围越广越好。于是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奇特的现象：哪怕是在和爱国完全无关的领域，愤青们也能娴熟的祭起“爱国”法宝，漫天飞舞。

比如历史领域。我以为，研究历史，最重要的价值应该是实事求是。然而当有人说起国民政府主导了抗日战争这一常识时，愤青们跳将出来：“你不爱国！你这汉奸走狗卖国贼！”

比如外交领域。我以为，外交最重要的价值是实现国家利益。然而当有人说起对日关系应该缓和时，愤青们跳将出来：“你不爱国！你这汉奸走狗卖国贼！”

比如社会科学领域。我以为，科学最重要价值是探索、发现、创新、务实。然而当有人分析起民主话题时，愤青们跳将出来：“你不爱国！你这汉奸走狗卖国贼！”

正如前文所分析，爱国固然重要，但它并不复杂。因为它首先是一种感情，而任何一种感情都和理性无涉，与学识无关。正如任何人谈起恋爱都是一样，不需要看文凭。然而遗憾的是，在价值多元化的人类社会，并非每一种价值都和爱国一样简单明了。即便在道德领域，也有很多价值不是仅仅靠感情就能实现的。换句话说：某些道德，不是人人都有能力具备。比如人道主义是一种美德，而如果没有学识基础，就很难摒除偏见，兼爱天下。比如客观务实是一种美德，而如果不掌握科学的分析方法，即便有那样的意愿，也很难做到耳聪目明，灵台清澈。

很不幸，偏偏就有这么一些人，出于某些不明原因，丧失了完整了解道德体系、识别多元价值的能力。井蛙不可言海，夏虫不可语冰。《圣经》十诫第一条：“除我之外，不可有别的神”；对愤青而言，“除爱国之外，不可有别的价值”。

换句话说，“爱国”之所以被愤青们捧到至高无上的道德高位，并非比较的结果，而是因为他们除了“爱国”就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价值存在了。只有一名选手参赛，怎么能不是冠军呢？于是乎：你是电，你是光，你是唯一的神话。你主宰，我崇拜，没有更好的办法……只有爱你，YOU ARE MY SUPER STAR！

一元神的宗教容不下异端，所以在基督教国家的历史上爆发过多次宗教战争。一元价值的世界观不相信其他价值，所以愤青们在一切领域祭起“爱国”法宝，批判斗争，气势汹汹。

这其实并非道德问题。归根结底，还是智力问题。我小学那位傻子同学，这辈子只搞清楚了1+1=2，只得过那么一个对勾，她当然愿意相信这就是世界上最大的终极真理，并理直气壮的用它解释一切。而且，她多么希望别人不知道1+1=2啊！不然，优越感从哪里来？自信心从哪里来？

猛然发现：这是个十分隐讳的黄段子。

 

 

五一前去北京西站买票，漫长的买票队伍本已让我内火升腾，而最前面的买票窗口又不断有人鬼鬼祟祟厚颜无耻的插队，让我杀心顿起！终于在排到买票窗口时和一个SB口角起来。

我愤怒，因为我突然觉得：这世上一切不公平，都是因为插队。

无论是“人人生而平等”的西方思想，还是“尊卑有别，长幼有序”的东方传统，都是各自社会生活的游戏规则。规则本身只有好坏善恶之分，而无所谓是非。虽然存在着“平等”或“有别”的差异，但只要大家都在各自游戏规则下各行其是，那么游戏就是公平的。对游戏而言，公平比平等更重要。

以排队而论，排头和排尾的地位显然不同；同时排起的几列队伍，推进速度也不一样。可见排队本质上并不是一个平等的游戏。但是，排队自有其规则来保证秩序，简单的说就是四个字：不能插队。只要不插队，游戏就是公平的。你能取得一个好的位置，要么因为你勤快，来得早；要么因为你眼力好，选择了人数最少、推进速度最快的一队。对此，任谁也无话可说，只能是三个字：“算你狠！”


为什么插队会破坏排队游戏？

因为插队是对游戏规则赤裸裸的践踏。这种行径足以摧毁整个游戏。一扇窗户破了，所有的窗户都会很快被敲碎。我的经验是：要么所有人都老实排队，要么大家一拥而上。——多数人排队而少数人插队的情形，断然不可能存在：我规规矩矩排队，让你插队占便宜？谁那么傻啊！

我在工厂里当工人的时候，每天在食堂排队已是惯例，大家相安无事。可是某天，突然有几个臭不要脸的小女工嬉皮笑脸的往前面插。于是我有幸目睹了这样一个场景：在两三个插队者的影响下，一场原本公平有序的插队游戏在两分钟内崩盘。——后面的人怒吼了几声“别插队！”，却毫无收效。于是大家开始三三两两向前拥，终于把排队变成了哄抢。本来在队伍中间的我一步步被挤到了人群外围。中午吃饭时间本来有限，我固然不想同流合污，可也不能耽误下午上班啊？于是，我也只好一头扎进了人堆……



由此产生第二个问题：插队者出现后，排队游戏会变成什么？

会变成另一种游戏。微观的行为形成规模以后，总会在宏观上自然形成某种规律。这种新的规律，就是新的游戏规则。排队时，游戏规则是“先到者先得”。哄抢时，游戏规则就变成了“强者先得”。——游戏依然存在，只不过规则变成了体力角逐。



那么，第三个问题是：既然都是游戏，都有规则，为什么我们认为排队是善的，哄抢是恶的？

原因很多，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：哄抢从宏观上缺乏效率。排队也好，哄抢也罢，都不是战争。战争以消灭对手为目的，而排队/哄抢游戏的参与者并不直接敌对，甚至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：如何用最小的成本让所有人买到票或吃上饭？无需过多论证，排队显然比哄抢更有效。它能让总的体力消耗降到最低，总时间达到最短。而哄抢呢？除却少数强者，多数参与者都要付出更多的体力成本和时间成本。



既然如此，第四个问题应运而生：为什么会有人插队？

有两个原因：一，少数参与者具备插队优势；二，资源稀缺。
的确，排队游戏的参与者并不直接敌对，但每个参与者还是间接的存在竞争。宏观上最有效的规则，也就未必对所有人都最有效。具体而言，排队规则让两种人最吃亏：一种是排在队尾者，——如果我已经排在最后了，那么哄抢的最坏结果，也无非还是最后一个。那么我为什么不尝试一下插队呢？另一种是身强力壮者，——如果我有职业橄榄球运动员的体魄，我当然不甘心老老实实排队，平白浪费我在体力上的巨大优势。
对这两种人而言，其他人都是现有排队规则下的既得利益者。而插队，则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改变规则、抢夺他人既得利益的机会。因此，这两种人最具插队优势。
当然，如果队伍只有三两个人，如果车票足够每人一张，如果供排队的时间十分充裕……总而言之，如果排队这种游戏对我来说资源足够充分，所需付出的成本足够低，那么我的个人利益仍然与整体利益一致，即便我具备插队的优势，却也没必要充当插队者。
但是，如果队伍排成长龙，如果春运高峰车票紧张，如果我只有半小时吃饭时间……总之，当稀缺的资源使得参与者之间的竞争关系超越了合作关系，整体利益不再和个体利益保持一致，我就要考虑是否插队哄抢了。新的游戏规则使得整体利益受损，但对具备插队优势的人而言，反而实现了利益最大化。

在这方面，我也有一点个人经验：在西安坐公交时，我总是很主动的给老弱病残孕让座。可到了北京，我就算让座，心里也很不情愿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？因为西安的公交车毫不拥挤，车程也短，让座之后，我很轻松的站几分钟也就到站了。而在北京，让座往往意味着我要在人堆里艰难的挤上半小时。同是让座，由于北京的公交资源稀缺，所付出的成本显然高出一大截。这是一个悖论：理论上说，公交车越拥挤，越应该给弱者让座；可事实上，公交车越拥挤，我让座的积极性就越低。——我是人，是人就有趋利避害的本能，是人就会不由自主的谋求利益最大化。



所以，我们必须考虑第五个问题：如何阻止插队者？

惩罚机制。既然插队的目的在于降低成本，那么，只要使得插队无法达到目的，甚至适得其反，插队行为自然可以杜绝。惩罚机制由此应运而生，它使得违规的成本陡然升高，迫使插队者选择老老实实排队。任何游戏要正常运转，都必须有惩罚机制与游戏规则配套出现。



紧接着的第六个问题：谁来掌握并执行惩罚机制？

换句话说：谁是裁判？理所当然的回答是：应当有专门机构的专职人员，充当职业裁判的角色。职业裁判的特点在于其本身并不参与游戏。只要游戏处在正常状态下，那么任何一种游戏进程都与职业裁判的利益无涉。换言之：裁判员不能同时是运动员。
同时，既然是以裁判为职业，那么如果游戏出现反常状况，就属于工作失误。职业裁判的职业技能将遭到质疑，工作上会蒙受损失，利益将被损害。正因为如此，职业裁判才有足够的动力去维护游戏正常运转，制止插队行为。
——这当然是最为理想的状态。可事实上，社会生活充斥着大大小小的游戏，运行着各式各样的规则。职业裁判缺位的情形举不胜举，且不可避免。我们不可能要求在诸如食堂打饭、公交车站上车之类的场合，都有专人维护秩序吧？那么，当职业裁判缺位的时候，裁判的角色由谁来扮演呢？
——能且只能是游戏的参与者本身。



所以，归根结底，我们要提出第七个问题：如何让运动员自己充当裁判员？

这个问题太过高深，已经不是我所能想明白的了。但我还是不惜献丑，尽最大努力琢磨一下：
首先，如上文所述，相对于少数具备插队优势者，多数游戏参与者都有着共同的既得利益。这种既得利益又是与现有排队规则吻合一致的。排队游戏的运转正常与否，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得失。这一点与职业裁判员共通。因此，运动员有可能成为裁判员。
其次，多数人的力量如能有效联合，势必胜过少数插队者。所谓少数服从多数，其实也往往是力量抗衡的结果。因此，运动员有能力成为裁判员。
话虽这样说，问题的关键就出在如何才能“有效联合”这一点上。当第一个插队者恬不知耻的走出队伍时，如果所有的排队者都大吼一声：“滚回去！”，他就是天大的胆子也不敢触犯众怒。可是，谁带头喊第一嗓子？他喊了之后，为什么没人响应？
我们很容易由此引申到“枪打出头鸟的陋习”之类的话题上。既然大家都明白，我也就不啰唆了。总之一句话：民主社会，需要每个公民的民主素养和民主自觉性。当我们抱怨裁判渎职乃至不公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意识到：其实我们自己就可以做裁判？

——厦门人好像意识到一点了。

我买到票的时候，旁边有个哥们儿凑过来：“能不能帮忙问一下，到XXX的票还有没有……”——我知道他只是想问问票务信息，而不是插队买票；就我个人而言，也愿意帮这个小忙。可是我更知道，即便他只是问个话，也是占用了售票员的时间，占用了所有排队者的时间；如果每个人都插上来问两句，那么谁也别想买票了。

所以我没好气的说：“自己排队去！”

回家的时候，我坐在公交车上，沮丧不已。仅仅是几个插队买票的，还不足以让我沮丧。我沮丧，是因为意识到：我们的生活始终在被插队。两种插队优势者，几乎无处不在，时时处处抢夺我们的利益。
——那些原本排在队尾的插队者，被称作罪犯流氓骗子奸商。对他们来说，生活不可能更糟，那么不妨试试插队。职业裁判对他们往往有所制约，也即“窃钩者诛”；
——那些具备体力优势的插队者，被称作领导总裁主席首长。他们有非凡的体力，也就是POWER。POWER这个词大家都认识，它还有个意思叫做权力。职业裁判往往就是为POWER强大者所眷养，又怎么会制约他们呢？无所制约的POWER，自然也就是绝对POWER；绝对POWER当然导致绝对插队，也即“窃国者诸侯”。

我是跟着插队呢，还是想办法当裁判呢？

昨天在宽街的味多美拍到的。

想了半天，还是无法理解其中的逻辑……

只能理解为：如果吃外带食品，可能会遭遇殴打，导致影响健康。

　　看《怪物》之前，我满怀好奇：究竟一部怪兽片如何能实现政治讽刺呢？而看完之后，我彻底被说服：没有吹牛！它确实做到了这一点。
　　
　　电影就应该这样，有无限发展的可能。导演奉俊昊不愧为怪才，能突破类型片的桎梏，拍出这么部味道古怪的电影，实在让人耳目一新，觉得看完之后还能回味点什么。
　　
　　在这部电影里，某些貌似BUG的地方，实属故意营造的荒诞。父亲接到失踪女儿的电话，说出去却没人相信。——其实查一下电话记录不就搞定了么？——奉俊昊却用心险恶的告诉我们：没错，所谓政府，正是已经荒谬无能到如此匪夷所思的地步。
　　
　　太恶毒了。
　　
　　既然政府低效无能，那么只能靠个人努力来对抗突如其来的“怪物”了。很好，孤胆英雄，正是好莱坞的惯例。家庭集体出动，更有无数小团队电影的成功模板可供轻松炮制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在商业类型片的康庄大道上高歌猛进吧？
　　
　　然而，这却是一次不断出轨翻车的旅途。
　　
　　影片的第一个小高潮，是一家四口持枪追击怪物的场景。怪物中枪逃匿，众人奋力追击。眼看怪物绝地反扑，壮烈的音乐响起，慢镜头给出特写，爷爷面容坚毅，英雄气概令人动容，他迎着风，端起了只剩一颗子弹的枪……眼看就要high起来了！！
　　恩？糊涂父亲掐掐手指：好像枪里没子弹了？
　　爷爷扣动扳机，撞针空击……他无奈的回头看看儿子：你玩我呢？……
　　放在星爷电影里，这是让人爆笑的无厘头恶搞。而放在这部电影里，却幽默得那么残忍。
　　电光火石之间，爷爷毙命。
　　
　　片中的姑姑是一位箭术高手。背起长弓，独捣龙潭，可谓英姿飒爽，令人心折。终于，她在大桥下与怪物正面相遇。怪物飞速扑过来，姑姑弯弓搭箭，聚精会神，引而不发……眼看又要high起来了！
　　——怪物速度太快了。这一箭还没发出去，姑姑就已经被扑倒摔到桥下，晕了过去。
　　我操，又翻车了。看得人欲哭无泪。
　　
　　小女孩被怪物困在下水道里。唯一求生的机会，就是趁怪物熟睡时，踩着怪物的后背、爬出下水道。——鸦雀无声，屏气凝神，终于小女孩奋力迈开脚步，又是激昂的音乐，又是煽情的慢镜头。小女孩纵身一跃，抓住了通往自由的绳索！！
　　——音乐停。小女孩面无表情。镜头缓缓移动，——怪物的尾巴缠住了小女孩的腰。
　　这，已经是赤裸裸的刺痛每一个观众的心了。
　　
　　最后的大决战。叔叔拿自制的燃烧弹追杀怪物。怪物嗷嗷乱叫，被流浪汉守个正着，浇了满身汽油。眼看叔叔扔出最后一个燃烧弹，就能一举歼灭怪物了！
　　荒诞之极的是，叔叔居然失手摔碎了燃烧弹。——看到这里，观众大概都已经麻木得无力惋惜了吧。
　　
　　……
　　
　　残酷的奉俊昊，一次次调动起观众的热情，又一次次玩笑般的兜头泼下冷水。这不断的出轨翻车场景，断然不可能出现在好莱坞大片中。导演无疑明确的表明了这样一种态度：孤胆英雄，并不存在。个人的努力，在残酷的现实面前，往往分文不值。
　　
　　就像一个段子里说的那样：“生活就像大便，有时努力了很久，却只是一个屁”。
　　
　　而又是什么使得这些小人物如此孤单无助呢？
　　
　　再往前看，父亲被怀疑感染怪物的病毒，被当作标本一样推上手术台做监控。在一个不厌其烦的镜头里，冰冷可怖的金属器械被套在他的头上，任他如何呼喊挣扎也是徒劳。这一幕的象征意义实在太明显了。更可笑可叹的是，原来所谓的“病毒”，并不存在！面对一个失控、荒谬的社会，个体的安全感从何谈起？面对一个畸形、冷漠的社会，个体的抗争实在近乎绝望。
　　
　　这一家老少的敌人，从来就不是那个怪物。
　　
　　直到最后，小女孩也终于没能幸存。整部影片以彻底的出轨翻车、引擎报废而告终。即便是父亲最终手刃怪物，即便是父亲领养了小男孩，重新拥有了雪夜里温暖的小屋，也只能视作完全失望后一点聊胜于无的慰藉了。如果连这点慰藉也不给予，奉俊昊也就未免太过灭绝人性。对此，我们已无力惋惜，只能是感到深深的无奈。
　　
　　如果生活真的像大便，那么在《怪物》这部电影里，这并非就个人生活而言，而是直指那无处不在，无法逃匿的社会生活。那么，我们的命运，究竟何时才能不是一个屁？